那一年[征文]

2003-12-21 09:12 | fanta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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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飘渺
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你站在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该去的方向
你站在繁华的街上
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慌张
....... .......
— —许巍《那一年》

乜涅 跑过来。她穿着一件没遮住膝盖的蓝色短裤和一件白色背心，颈上挂着一串琥珀项链。拖鞋很大，她跑地很吃力，满头大汗。“图拉，你到底去哪儿！”她上气不接下气的问我。她很生气。突然她哭了，哭的很厉害，声音很大，吵醒了我。

　 橙子被切成了8块。八分之七，我榨了橙汁儿，八分之一，我喂了一只野猫。 吉他的六根琴弦，每一根都可以扼死一只爱跳舞的苍蝇。《卡夫卡日记》的第75页：1918年2月4日，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鱼缸里又多了一条死去的金鱼，是这个季节以来的消失的第七条。
　
今天，我穿坏了一年里的第五双慢跑鞋。
　
今天，在乜涅消失后的第405天后，我第13次梦见乜涅的黑眼睛和她的哭声。
　
我总是渴着，尤其是被梦里乜涅的哭声给吵醒的时候。她的哭声让我干燥。这种干燥是奔跑在那条路上时留下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过去停止这种干燥，因为我知道任何方式都解不了我的渴。乜涅是我的渴。乜涅只有一个。
　
她不停的哭。
　
我不停的喝水。这成了我在每个午夜的习惯。
　
虽然这已经是第13次,不断重复的场景我却还是无法习惯。我想我永远也习惯不了——被她孤单的哭声给吵醒，然后再安静的睡去。她的每次出现都让我失眠。
　 失眠不是个好习惯,我改不掉。
　
夜里3点22分，我从床上爬起来，喝下了2大杯水。水的温度很精确，不高不低,象碰碰永远适时的拥抱。
　
耳朵还在睡觉。耳朵是碰碰送给我18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只长着一张哲学家式忧郁小脸的沙皮狗。碰碰说：你们很象，尤其是神情。我叫它耳朵。我没去打扰它。
　
打开CD ，the cranberries的《twenty one》在这个夜里荡漾开来。乜涅常说the cranberries的声音里有一种让人清醒的张力。在这样的夜里，我想我需要一种清醒，去与乜涅有关。
　
这是2001年的秋天。冬天的味道开始蔓延。
　
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我依然如初重复着每一天。简单而浮躁的日子里无非是睡觉、发呆、读书，时不时写些故事，赚些稿费。这些或真实或虚无的故事永远都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东西似乎很少。
　
我在这个城市里呆得太久，神经的渐渐地慵懒和荒芜让我发霉成了一只烦躁的苍蝇。无处可去。这是一种疲惫。
　
我没想过要离开这儿。
　
至今我都不知道大三那年选择退学到底是错还是对。碰碰告诉我：当你无法肯定你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的时候，你就去把它做完，你会看到结果。
　
可我没有，我习惯了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会带来很多种结果，有好，有坏。
　
碰碰不止一次的提醒我的父亲：图拉不是一个能把一条路从头走到尾的人。
　
第一次说这句话的时候，碰碰他17岁。父亲告诉他：图拉还小。
　
确实，那时我才9岁。门牙还没来得及长好。可是却已经不耐烦做一个完整的游戏。
　
这些是都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
　
父亲的溺爱终究没让我成为一个有毅力的孩子。父亲因为这种内疚，他说他现在无法要求我做什么。他只是希望我快乐。无论我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只要不违背做人的原则，他都能接受。于是当我提出退学的时候，父亲只是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就去学校给我办了退学手续。
　
退学以后，我终于无事可做。
　
我知道凭借着一口流利的俄语我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可我厌倦了争取生活。
　
我试图弄清楚自己每次从父亲手中接过钱时心里的感觉，可我做不到。
　
我的父亲是一位俄语教师。我的母亲是一位数学教师。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从我一出生起，他们就为我以后是成为数学家还是翻译家争吵着。终究，逻辑思维严密的母亲没有争过语言流畅的父亲，于是我的童年就是在那些奇奇怪怪的俄语字母里泡着。
　
父亲从我会说话开始就教我读这些发音恶劣的字母。
　
我不知道我喜欢还是不喜欢，只是父亲说：读对一个字母，你就会得到一块大白兔奶糖。因为这甜蜜的诱惑，我就这么开始了学习。 我得到了很多块奶糖，大白兔的。至今我还记得那种腻人的甜，因为它把我的牙齿弄的很糟糕。
　
每次一到寒暑假，父亲和母亲都会出去带课。他们会往我的兜里塞上几块糖纸上印着大白兔头像的奶糖，交给我一本印着俄语字母的小册子，然后把我放在隔壁的邻居那儿。
　
隔壁住着一个老人。那时唯一的印象是她的眼睛很亮，妈妈让我叫她外婆。
　
这个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我陌生感，可是我没有想到我对这个孤单老人的感觉会持续到那么多年以后。
　
我唧唧牙牙的读那些怪异的俄语字母给外婆听，她会高兴的笑出声来，然后抽上一口烟。外婆常说：我们家的图拉以后要去外国咯。
　
我问她：外国在哪。
　
她说：外国在很远的地方。
　
“有多远？”
　
“远的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没人知道外婆一个人在这儿住了多久。我只知道从我出生起，她就住在这儿。她的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树，象外婆一样老。
　
我喜欢跟这个眼睛很亮的老人在一起，她总是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外婆曾经告诉过我她有一个女儿。我问外婆她在哪，她为什么从没来看过你。外婆吐出一口烟，说：她在外国。
　
我长了以后，我才知道了她的很多事情。外婆是个大户人家的女儿，上过大学，读过很多书。受过新思潮的影响，可她还是抽烟，从十几岁开始，跟着她的外婆。
　
当我可以一本正经的说些简单的俄文，外婆的竹椅摇摇晃晃，已经把我摇到了7岁。我依然跟这个老人在一起，只是这时陪着她坐在葡萄树下的不再是我一个人，还有乜涅。
　
我不知道7岁以前你在哪儿，你在那个夏季里突然冒了出来，头上顶着一片大大的叶子。外婆告诉我说你是外婆女儿的女儿，你叫乜涅。你不说话，只是看着我。我给了你我的大白兔奶糖，全都给了你。你的黑眼睛笑了，你叫出了我的名字：图.......拉。声音很细。
　
七月很热。外婆的竹椅总是很吵。我们会在密密麻麻的葡萄藤条下坐上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做，只是喝着汽水，不停的晃着脚丫。
　
你的脸上有些淡淡的雀斑，象平面盛开的爆米花儿。你很瘦，喜欢喝橙汁儿。你细长的眼睛很黑，很亮。
　
你不爱说话，我知道那是因为你的中国话说的不好。我教你的第一个中国词儿是“外婆”。我教你的第二个中国词儿是“图拉”。你会说一种我听不懂的话，可是你不愿意教我，你说外婆不让。你的嘴巴里有时候会冒出一个“度”，后来我知道，那是德文的“你”。你说你的妈妈在德国，你又有了一个新爸爸，你不喜欢，所以你回来。我问你德国在哪，你说德国在外国。
　
那一年，我们都只有7岁，外婆说我们是第一朵向日葵。
　
外婆说向日葵是一种在阳光下灿烂的花儿。
　
在儿时干燥的日子里，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顶着黄昏时的那些阳光，沿着脚下的路奔跑。头上用狗尾巴草编制的花环随着奔跑散落下来，掉在我们卷起的裤腿里，我们咯咯的笑着，那时你刚掉了一颗门牙，乜涅。
　
外婆说这条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幸福路。
　
我们说幸福就是永远可以有大白兔奶糖吃，可以不用上学。
　
外婆说幸福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微笑着的。
　
我们似懂非懂的点着头，继续跑。
　
是的，我们会沿着脚下的路一直跑，是的，一直。直到粘稠的空气紧紧的拽住我们的影子。我们总是跑的飞快，我总是跑在你的前面，然后躲起来。你看不见我，于是你很着急地到处找我，用清晰流利的中国话大声喊着“图拉”。图拉听见会跑出来，从背后吓你一跳，然后我们会高兴地继续跑下去。
　
可是有一次，无论你怎么叫，图拉都没有再跑出来，你急坏了，大声哭着。边哭边找，最后你发现图拉掉在了一个陷阱里，图拉的脚扭了，很疼。你使劲把我拉上来，你的下嘴唇被咬的渗出了血。
　
乜涅，别哭了。
　
藤条上的葡萄总是诱人的。我们任性的嚷嚷着要。那么高，我们谁也够不着。外婆为了摘到那些诱人的葡萄从梯子上摔了下了，摔成了骨折。
　
你趴在外婆的床前，你认真的说：外婆，等我长大了，当医生，给你治病。外婆从来没有忘记这句话，她一直记着。
　
外婆说这句话让她很幸福。
　
我和乜涅在同一所小学里读书，每天沿着这条幸福路，一起去，一起回来，都是跑着。
　
我会分给她我的大白兔奶糖。她总会把糖放在嘴里，吧唧吧唧两下，然后耸耸肩膀，眨眨眼睛告诉我：图拉，真甜！
　
这时，乜涅的中国话已经说的很标准，不再冒出“度”字，话也多了起来。
　
而我，在家也可以和父亲用俄语进行简单的对话。这时候，说对一个句子所得到的奖励不再是一块大白兔奶糖，而是一本小人书。每本小人书里都有很多故事,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完美的。王子和公主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父亲说：图拉要换牙齿，不能再吃糖了。
　
9岁那年，在吃一块奶糖的时候，粘掉了一颗门牙。这颗糖的糖纸上印的不是大白兔的头像，而是两只长耳朵的狗。这是我第一次吃不是大白兔的奶糖。
　
给我这颗糖的人叫碰碰。
　
碰碰很高，跟我父亲一样高。他蹲下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才一样高。
　
他叫我爸爸老师。
　
他问我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多大。他问我上几年级。他的问题很多，我不喜欢他。可是他的眼睛很黑，很亮，跟乜涅的很像，我又喜欢他。
　
父亲指着17岁的碰碰，用俄语对我说：叫哥哥。我用中文喊了他一声哥哥。
　
他递给我的那颗糖让我不知不觉的掉了一颗牙。我龇牙咧嘴的叫着，尽管不痛。他指着我嘴里的空洞，说你掉的是一颗门牙，所以应该把这颗掉了的牙齿向上抛。我看了他一眼，把那颗牙扔在了地上，还使劲踩了两下，最后得意而解气的看着他。可这个家伙突然高兴的裂嘴笑起来，他的牙齿很白，让我想起糖。
　
他常常来我家，带着很多书，厚厚的，然后和我父亲呆在一起，用一大堆的俄语说着什么。临走的时候，他会到院子里来拽拽我的羊角辫，偷偷塞给我和乜涅些奶糖。都是那些长耳朵狗的奶糖。乜涅说这比大白兔奶糖还要甜。
　
后来，父亲不再让碰碰叫他老师，而是叫叔叔。
　
后来，我们家的饭桌上大多的时候是5个人。爸爸妈妈，我，乜涅，碰碰。
　
碰碰的胳膊很长，吃饭的时候总会夹上两份一样的菜，一份给我，一份给乜涅。
　
在小人书、汽水和外婆烟雾缭绕的日子里，我和乜涅读了同一所初中，还是沿着这条幸福路，一起去，一起回来，都是跑着。
　
我们都不再爱吃糖。我们的口袋里总是塞着又酸又甜的话梅。乜涅还是会把一块话梅塞进嘴巴里，吧唧吧唧两下，然后耸耸肩膀，眨眨眼睛告诉我：图拉，味道好极了。
　
我们总是穿着球鞋，跑的飞快，累的气喘吁吁。我不再跑在你的前面。我们总是牵着手，尽管被汗水浸的粘粘的，我们还是牵着。
　
我们的头发都剪成了短发，象两个可爱的男孩子。
　
乜涅已经把德语忘的差不多了，只是模模糊糊的还记得“妈妈”用德语该怎么说。早熟的乜涅很少提起她的母亲。偶尔提起时，那种表情就象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陌生人。
　
乜涅喜欢看小人书。她很喜欢豌豆公主。于是她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一粒豆子放在床单下面，第二天她会皱着鼻子告诉我她昨天睡的很不舒服。我大声告诉她说：乜涅是公主。这时候，乜涅会搂着我的脖子，把我勒的紧紧的，开心的说：我的图拉最好。
　
乜涅告诉我：她最喜欢灰姑娘。她说灰姑娘才是真正的公主。
　
父亲跟外婆说：乜涅很乖，可是脾气却很倔。
　
外婆说：这孩子可怜，由她去吧。
　
父亲告诉乜涅：乜涅是爸爸的第二个小女儿。
　
有时候， 乜涅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在母亲的脸上使劲亲上一口，啵的一声很响，于是母亲的脸上会粘上了米粒。妈妈很喜欢这个甜蜜的孩子。
　
于是她的数学总是比我好。
　
我和乜涅的成绩在班里都不是最突出的。
　
她的数学很好。她的英文很差， 而且每次父亲教我们俄语的时候，她总是心不在焉的。
　
后来乜涅告诉我：她不喜欢外国，她不想再学任何一种外国的语言。
　
我的数学很差，我讨厌复杂的数字。但是这时候，我已经可以说出一口近乎流利的俄语。只是每次进行完一段比较复杂的对话，不会再有大白兔奶糖，不会再有小人书作为奖励。碰碰再一次的告诉父亲：图拉不是个有耐心的孩子。
　
父亲还是说：图拉还小。
　
那一年，我和乜涅15岁。象话梅一样又酸又甜的日子。
　
外婆仍然在竹椅上摇摇晃晃，抽着烟。
　
碰碰很高，高出父亲半个头。碰碰在这个城市里的一所重点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主修俄语。
　
碰碰偶尔会来。他告诉父亲他很忙。我和乜涅用中文叫他哥哥，他还是会很开心的裂开嘴角。牙齿很白。眼睛很黑，很亮。他的问题不再多了，只是问我们爱吃什么。乜涅说爱吃话梅。我说爱吃话梅肉。他拍了拍我的脑袋，用俄语说了一句：图拉真懒。我用俄语告诉他：不许拍我的脑袋。
　
乜涅说：我不喜欢哥哥说俄语。图拉你也不许说。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在乜涅的面前说过一句俄语。我开始明白，在这个城市里，乜涅拥有的东西太少，却又很多。从7岁那年开始，我们的每一天都联在一起。我们有外婆，有父亲，有母亲。还有脚下这条叫做幸福的路。
　
我们上了同一所高中。干净的短发。穿着慢跑鞋和牛仔裤来来往往在幸福路上。偶尔会拎着书包跑上一段。
　
我们都不再爱吃又酸又甜的话梅。我们的手里捧着一筒爆米花儿。我们奔跑的时候，爆米花儿撒了一地。你说：图拉，你看，这些爆米花儿多美。我觉得那些爆米花儿象乜涅脸上的淡淡的雀斑，很美。
　
乜涅越来越瘦，皮肤很白，能看的见细小的血管。她的黑眼睛里总是湿润着。
　
我告诉她：你太瘦了，乜涅。
　
乜涅紧紧的拽住我的手，她告诉我说：图拉，我害怕。
　
18岁的夏天。外婆的竹椅再也没有摇摇晃晃。一个月以后，我和乜涅去看她。乜涅把医科大学的通知书放在了外婆的墓碑前。
　
照片上外婆笑的很甜。
　
我想这种笑是因为幸福吧。
　
我第一次见到了乜涅的母亲。很美丽的一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很轻柔。她用生硬的中国话跟乜涅对话。
　
涅涅，跟妈妈回德国。
　
不。
　
涅，你知道妈妈很想你。
　
不。
　
父亲说乜涅很乖，可是脾气很倔。
　
我在这个城市一端的一所大学念俄语，乜涅在城市里另一端的一所大学学医。碰碰在这个城市里的一所重点大学读语言博士。
　
每个月的第一个、第三个周末，我会在清晨6点钟准时出现在车站里。我要乘19路公车去城市的另一端看乜涅。从第一站坐到最后一站。带着很多书和美国甜橙。乜涅爱吃美国甜橙。她喜欢喝橙汁儿，她喜欢卡夫卡和杜拉斯。她会在最后一站那儿等我。
　
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末。乜涅会从城市的另一端来看我。带着CD和爆米花儿。于是我的床头总堆满了太多太多的CD。她知道我喜欢The guns&rose ，喜欢许巍，喜欢the cranberries。
　
乜涅的头发很长，我的头发很短。我们都爱穿NIKE的慢跑鞋和黑色的格子衬衫。我们还是会在灿烂的阳光下笑着，奔跑着穿过熟悉的街道，象最初的向日葵。
　
我们会一起去看碰碰。我们不再叫碰碰哥哥。我们叫他碰碰。
　
碰碰还是很高。眼睛还是很黑。牙齿还是很白。
　
我问：碰碰，你为什么不会变呢。
　
碰碰说：图拉，每个人都在变，我也一样。有的东西会随着时间变，有的东西则永远不会变。就好象，你在长大，但是你还是不会把一条路走完。
　
我问：那乜涅呢？
　
乜涅也在变。只是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包括你，图拉。碰碰说。
　
读博士后的碰碰经常会来看我，带着厚厚的俄语书和一大堆零食。大白兔奶糖、话梅肉、爆米花儿和大大的美国甜橙。每次，我都要把橙子留给乜涅。碰碰说：不用，我买了双份，有乜涅的一份。
　
我用俄语熟练的跟碰碰交谈。9岁的那颗大门牙让我在这个男人面前肆无忌惮。我告诉他，他是我的第二个父亲。他的拥抱永远是适时而温暖的。
他什么也不说，黑眼睛微笑着。
　
碰碰在买了市中心一套在18层上的房子。房间很大。有足够的阳光。他一个人住。
　
我和乜涅常常去看外婆。在外婆的墓前，我告诉外婆：我和乜涅在一起，我们很幸福。乜涅抓住我的手，象儿时那样，抓得紧紧的。她的黑眼睛望着我，“图拉，什么是幸福？”
　
乜涅什么都没有留下，除了一张纸条。
　
我最亲爱的图拉。我想我是应该去德国的。尽管那儿没有我的图拉，没有我们的大白兔奶糖父亲和母亲，也没有我们的外婆，可是我还是要去那儿。
图拉，原谅我。你应该知道，乜涅是爱你的，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图拉。
　
我在碰碰的大衣里哭了一个冬季。
　
碰碰的怀抱温暖而潮湿。可我总觉得干燥。
　
是的，这个世界上不再会有第二个图拉。可是她知道么，也不会有第二个乜涅。
　
终于，我一个人熬不过干燥的生活，大三那年退学。
　
我记得很清楚，碰碰最后一次提醒我是在机场的大厅里。他长长的手臂拥抱着我，说：图拉，乖点儿，试着去把一条路走完，也许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进入口的时候，他回过头对我说了一句俄语。声音很大。
　
5分钟以后，他坐在了去德国的飞机上。碰碰把他在市中心的那套在18层上的房子留给了我。还有一只叫耳朵的狗。
　
这是2000年的春天。
　
2000年有些奇怪。不停的冒出很多事情，不停的丢失很多人。
　
先是乜涅，后是碰碰。
　
乜涅去德国跟了她的妈妈。不知道她还会不会说德语。
　
碰碰被派遣去了德国，他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德语。
　
他说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你得去找乜涅。
　
2000年的夏天，一个骨感极强的女孩带着一首《天黑黑》成为歌坛里的一颗闪亮的新星。MTV里的两个女孩，很瘦，头发很长。不断的奔跑，在荡漾的苇草里。
　
2000年的秋天，我第一次收到了乜涅从德国寄来的明信片，黑色的字迹让我想她的黑眼睛：我最亲爱的图拉，这儿的向日葵一点儿也不灿烂。
　
我给乜涅寄去了《天黑黑》的music viedo。
　
碰碰的声音时不时从电话里飘过来。他的问题很多：过的好不好。生病吃药了没有。耳朵好不好。想吃什么零食。爱听什么音乐。想看什么书。
　
只是我看不见他的黑眼睛，看不见他象奶糖一样白的牙齿。
　
我不时的去邮局取包裹。碰碰很细心。从话梅肉到CD，从围巾到大衣。他都从大洋的另一端寄过来。
　
也许他不记得了，我已经不爱吃话梅肉了。
　
他说乜涅来看过他。乜涅还是很瘦。脸上挂着淡淡的雀斑。
　
他每次想要去看她，都找不到她。乜涅的母亲说，她在一所语言学校学德语。
　
他去过她的学校，没有找到她。
　
the cranberrries的《twenty one》在这个夜里我反复听了多少遍，我记不清楚了。我翻出5个月前从德国寄来的明信片，乜涅的，没有地址。明信片上是一只长耳朵的狗：SNOPPY。
　
黑色字迹。
　
图拉，你还记得长耳朵狗的奶糖么。很甜。
　
图拉，我想你和爸爸妈妈。
　
图拉，你去看看外婆，告诉她我想她。
　
图拉，你们是我的幸福。
　
耳朵醒了。它跑过来，关掉了我的CD。它和我在一起，住在这套在18层上房子里已经很久。
　
我经常会带着它回到那条老路上奔跑。我总是跑在它的前面，它总是跑的飞快来追我，仿佛是我会把它丢掉一样。我心疼耳朵这个样子。我告诉它：你是图拉的一只耳朵。

我不知道它听不听的懂，它只是看着我，用它的黑眼睛。
　
每次，碰碰来电话，耳朵都会在我的脚边跑来跑去，我会告诉碰碰，耳朵过的很好。
　
清晨。
　
碰碰打来电话。我告诉他我又梦见了乜涅。碰碰在电话那头突然沉默了。然后一种很陌生的语气。
　
图拉，你不能总这样，你明白么。是的，你又梦见了乜涅，可那有什么用。终究乜涅还是丢了，还是不会再回来了。这是事实。
　
不。
　
我很抱歉，图拉。
　
不。
　
乜涅没有再寄来明信片。我问碰碰她去哪儿了。碰碰说找不到她，她的母亲也不知道。
　
电梯坏了，18层。1008个楼梯很整齐。我穿着慢跑鞋。耳朵跑在我前面。
　
街上很吵。车辆。人群。灰尘。
　
邮局里人很少。
　
碰碰寄来了一大堆俄文书。一双新的NIKE慢跑鞋。一条红色的围巾。一张照片。笑着，牙齿很白，眼睛很黑，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炸爆米花儿的女孩安静的象橱窗里那个吸引了我很久的玻璃娃娃。
　
她上衣的第三颗纽扣开始坏掉，摇摇晃晃的纽扣颓丧的仿佛再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
　
女孩的脸上有些淡淡的雀斑，黑眼睛。很瘦。
　
女孩细细的左手腕上带着一款经典的表：情人的眼泪。碰碰曾经似乎送给我一块。
　
我买了很多爆米花儿，女孩很吃惊。她看着我怀里的耳朵，安静的笑着。我没告诉她这么多的相似：雀斑，黑眼睛、爆米花儿。
　
也许这原本就是个相似的季节。
　
我买了足够多的爆米花儿，足够填塞一个下午的空白。
　
滑板上的男孩带着厚厚的帽子，遮住了半只眼睛。我抱着耳朵，手里拎着包裹和爆米花儿，低着头，数着路上的横线。
　
爆米花儿洒了一地。我的回忆被击中：图拉，你看这些爆米花儿，多美。
　
耳朵叫着。我的手掌渗出了血。碰碰的照片被吹到了路边的水沟里。
　
男孩摘掉厚厚的帽子，手里拿着那张被污水覆盖的照片，不停的说抱歉。
　
男孩的头发很长。我望着他脸上淡淡的雀斑和黑眼睛，突然笑了。
　
乜涅从来没离开过我。
　
我没有告诉碰碰我再也不看清楚那张照片上他的脸。
　
5个月后，我收到碰碰的邮件，只有一封信。
　
我的图拉，我将在德国定居。
　
图拉，请原谅我背负不起乜涅的感情才让她离开了你。
　
图拉，我要结婚了，在这儿，和一个俄罗斯女人。
　
外婆说过，外国就是去了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又2个月，碰碰的第二封信。一张婴儿的照片和一句话。
　
图拉，我给我的女儿起了名字，她也叫图拉。
　
婴儿的眼睛很黑，很亮，跟她的父亲很象。
　
耳朵在碰碰成为父亲的第3天开始，无故拒绝进食。
　
第8天，我望着耳朵的黑眼睛，眼睁睁的看着它死去。
　
耳朵终于也离开了我。
　
这一天，我的右耳在一声鸣响以后，再也听不见声音。
　
那套在18层上的房子里，空空荡荡，再也不会有人接电话。房间里唯一的东西，是墙壁上歪歪斜斜挂着的一幅梵高的画：《向日葵》。
　
碰碰说过，他热爱梵高。
　
我搬回了家。父亲和母亲已经搬去了学校新分的房子里。
　
每天陪着我的是一颗很老的葡萄树、一条似乎永远都不会变的幸福路和一个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的的男孩。他叫尾巴。
　
我们会顶着黄昏时的那些阳光，踩着滑板穿过脚下的路。他总是滑在我的前面，然后停下来，微笑着黑眼睛，等着我。
　
尾巴的脾气很好，可是很倔。
　
他说他小时爱吃大白兔奶糖。所以他牙齿不好。
　
他说他喜欢吃橙子和爆米花儿。
　
他说他喜欢许巍和nirvana。
　
他说他喜欢卡夫卡。
　
他会说一口很美的德语。
　
我记得碰碰曾经说过，卡夫卡说：德国语言的特性，在不掌握它而且多半不想掌握它的那些外国人的嘴巴里，变的美起来。
　
尾巴会坐在葡萄树下教我德文。他教我的第一个词是“尾巴”，第二个词是“图拉”。
　
他总是坐在我的左边。
　
他说左边离心脏近一些。
　
我忘了尾巴是不是对我说过“我爱你”。我只有一只耳朵，听不见很多容易变的话。
　
尾巴的手总是温暖而湿润的。一点儿也不干燥。
　
尾巴不喜欢喝水，他只喜欢喝esprreso咖啡。
　
尾巴说：图拉，看你喝水的样子让我觉得很渴。
　
尾巴说：能够把一些该忘记的事情忘记是幸福。
　
尾巴知道很多事情。知道我爱听许巍，知道我爱吃爆米花儿，知道我穿NIKE 的慢跑鞋和黑色的格子衬衫，知道我喜欢跑在这条路上。

　 尾巴知道的事情很少。
　
他不知道，这条路上曾经跑着两个孩子，一个叫图拉，一个叫乜涅。
　
他不知道，那张被污水弄脏的照片上的人叫碰碰。
　
他不知道，很久以前，有一个男人，在上去外国的飞机以前，用俄语对我大声的说：图拉，我爱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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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光终于消失在林子后面
我开始相信，寂寞只是一种姿势。
长长的，仿佛影子一样。
谁会是谁的那条渡船。河，那么宽，
左岸，右岸。……
你淡淡寂寞的容颜，
时光中日渐迷离。仿佛
暮色里轻轻摇曳的花瓣，
没有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你说，这是一次生命的出演。
只是这一次，不再需要任何观众。
你转过身，仿佛
一道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划过，匆匆太匆匆的红尘……
原来，有的爱，有的人
可以一直在我们心里。
纵然，他们本身已经与我们无关。
原来，最绝色最疼痛的伤口，
一直都在心里……